王子曰：南阳，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流传过“三顾茅庐”的传说，也产生“召父杜母”的典故，并成为“父母官”一词的源头，在新时代，“父母官”一词需要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并给予新的解释，让其中的合理之处焕发出新的生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字字千钧的话语，道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根本宗旨是为了人民，这不仅是宣言更是行动。话语中饱含的一切为民思想既由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所决定，也渗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话语中的“我们”“我”指的是各级各类官员，是关键少数。在古代主政一方的地方官称为“父母官”，《礼记·大学》里就有这段表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强调当官就是要和百姓同喜欢，同厌恶。《孟子·梁惠王上》里写道：“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之父母也？”

究其词源，“父母官”一词最早产生于汉代南阳，南阳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还是楚汉文化的发源地，这里发生的“召父杜母”的成语典故成为“父母官”一词的直接来源。

成语召父杜母（shào fù dù mǔ）典故出自《汉书·循吏传·召信臣》和《后汉书·杜诗传》，专用于称赞地方官政绩显赫。据《汉书·循史传》载，西汉元帝时，九江寿春人召信臣任南阳太守，他关心百姓疾苦，“其治视民如子”，“好为民兴利”，为政勤勉有计谋，他劝民农桑，并兴修水利，筑坝开渠，灌溉良田，他主持开凿的渠道，百姓们称之为“召父渠”，使郡内“水丰地沃”，治内灌溉面积增加到三万顷之多，南阳百姓粮丰衣足普遍获益。他又“为民作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分争”，这是我国最早的水利法规。他还明令禁止婚丧大办，严惩贪官，于是政治清平，“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盗贼狱讼衰止”，百姓和官吏尊称他为“召父”。

又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武帝刘秀建武七年(公元31年)，河内郡汲县人杜诗上任南阳郡太守，他年轻时就有才能，担任郡功曹，有公正廉明的美称。在南阳任上他 “性节俭而政治清平”，敢于“诛暴立威”，对百姓则尽力减轻税赋，组织兴修水利，制作出用水力推引活塞鼓风的机具，改良炼铁铸为农业机械，疏浚旧渠并发明“水排”，提高了劳动功效。又修治坡地池塘，扩大耕地面积，南阳郡内家家户户富裕殷实。南阳人把他与前汉的召信臣并列，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父母官”一词即源于此。

王子曰：召信臣和杜诗，在南阳任太守为民造福，人民自然会牢记于心称颂不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后代地方官由是以被称“父母官”为荣。

时代在向前，“父母官”一词日渐被作为旧时代的陈腐符号，而为“公仆”“人民的勤务员”等等替代，这些新词首先在词面上更突出显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官员）身份不再高于人民而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甚至要承担低于人民的“仆人”角色了。说到底，这是近代以来东西方人民由惯于臣服皇权到日渐伸张民权的斗争实践在观念层面上的反映。

“父母官”一词是不是就此被“永远甩进历史的垃圾堆”？王子认为还有可商榷之处。如果深入挖掘“父母官”的内涵，剥除其把人民看作嗷嗷待哺的“婴孩”或“阿斗”的错陋之处，究其本意，还是可以挖掘出一些正面积极因素的。官员自称父母也好被称颂父母也罢，为官以“父母之心”为本心，像期盼孩子顺利成长一样，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作奋斗目标，这不是好事吗？在此基础上为政中饱含“父母之情”，百姓更是不会反对，如果再能以“父母之信”取信百姓使民众膺服不是更好吗，最终在为政中能一以贯之“父母之行”，即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才是百姓翘首以盼的双赢结局。

用什么词来称谓官员，的确不是小事，而是事关官民身份界定又体现时代价值观的大事，但是最根本的可能不在称谓，而在能以什么制度约束和激励官员群体诚心诚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道路上，我们已经找到了两个历史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