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古人说“嚼得菜根，做得大事”，且不论这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一个县令能做到坚持数年以番薯为食，却将自己俸银用于修城防工程保护百姓时，不能不让人去端详其传奇人生，品读其廉洁精神了。余应桂生于明末，仕宦生涯几多沉浮，最终结局悲壮，但他留下的“番薯县令”故事流传至今。
余应桂，字孟玉，号二矶，生于万历十三年（
1585
年），他于万历四十七年（
1619
年）中进士。历任地方官和监察御史、巡按巡抚、兵部左侍郎、三边总督等职，一生为官清正廉明。
在明末，各种苛捐杂税和官吏劣绅的暴敛盘剥，让百姓苦不堪言。余应桂少时因家贫深受其害，因此他立志当官后废苛税、除污吏。余应桂入仕初任浙江武康令，仅半年时间就调任龙岩令，能做到“吏事精敏，下不能欺”。龙岩地处闽西，土地贫瘠，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余应桂到龙岩任职后，不辞辛苦，四处察访民情，大刀阔斧地清理苛税，将合法的纳入正税，不合法的加以清除，贪污的不但要退赔，而且要加息上缴，受到龙岩百姓的拥护。
当时，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的，还有“耗羡”。所谓“耗羡”，就是地方政府在正税之外增加的部分，各级官吏借此中饱私囊，而且这种“耗羡”的私派毫无定制，有的借军情而私加，有的借增饷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征收。余应桂闻知后，即下令禁止。余应桂的这一举措，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但却堵住土豪猾吏生财之道。处在黑暗的封建王朝，余应桂这样做，无疑需要很大的胆量和勇气。清《海澄县志》人物卷中为其立名宦传，称赞他是一个清正廉明、受百姓拥戴的县官。
“番薯县令”讲的就是余应桂在海澄为官时的故事，福建海澄离江西都昌老家千里之遥，但他既不带家眷也不用仆人，生活靠自理，每日所餐者多食番薯，甚至都不去皮。生活如此俭朴的他，却将俸银捐献用于建造海澄军事防御工程，筑铳城，建腰墙，聚民众，利兵器，海寇久攻不能入，民赖以安。清《海澄县志》记：“余公莅任三载，不挈家眷，无仆婢供朝夕，日所餐者多用番薯，曰适口耳，或啖不弃皮，其廉介又不可及矣。”从福建龙岩到福建海澄，历任两县有政绩。余应桂的官声和人品得到了百姓的赞颂。为此，龙岩、海澄两县的百姓，都自发立生祠纪念他。
受老百姓拥戴却不一定受上官青睐。
据《明史》记载，余应桂离开海澄后，又历任陕西道监察御史、湖广巡按使、兵部左侍郎掌尚书印，在任期间勤政务实，且正直敢言，敢与权贵作斗争，却屡屡碰壁。当时朝中贪官周延儒深受崇祯帝宠信，但余应桂连上数道奏疏，弹劾周延儒罔上行私，却被崇祯皇帝严厉斥责，余应桂继续弹劾周延儒，崇祯皇帝大怒，将余应桂降级三等，余应桂只得以养病为名辞官回归都昌老家。
赋闲故里的日子，余应桂热衷于修桥铺路、改造学堂、重整寺庙，他“夙著清声，独标劲骨”，千金散尽，不置恒产为子孙，并著文表明心迹，崇祯六年（
1633
年）他作《陈侯澹庵荣觐序》一篇写道：“士则不然，双眸可以镜廉污，寸舌足以变黑白。高者以文艺为媒，卑者以趋媚为的。狡者以保留延誉为捷径，愚者以珥笔佐证为膻途。故令虽无求于士，而士则不能无求于令也。令若有求于士，而士之求益无量矣。”又说：“无求之心其心正，无求之目其目明，无求之感其感笃，盖以侯之为都也，其心如水，其政如春。其待士也，正已以树型模，较仇以广磨砺
……
”这饱含哲理的话语，代表了余应桂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和对高洁品行的推崇。
余应桂所处的晚明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大厦将倾，崇祯皇帝却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朝中忠勇之士，或被冤杀，或被牵制，或弃之不用。余应桂就属这样的忠勇之士。明灭亡后，清顺治五年（
1648
年），金声桓、王得仁叛清复明于江西，余应桂举兵响应于都昌，终致战败被俘，押解到南昌，次年惨遭肢解杀害。
王子曰：在福建龙海市海澄镇，至今流传下来的顺口溜：“余应桂，番薯官，种番薯，满山仑。吃番薯，带皮吞，积薯渡荒无饥馑。”这是老百姓对余应桂这位“番薯县令”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