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王子在第71课里记录了北宋赵抃的救灾担当，而能够知晓赵抃事迹，有赖于文学家曾巩所写的《越州赵公救灾记》。提到曾巩，大家脑海中可能自然而然浮现出“唐宋八大家”的印象，曾巩的贡献不止于文学成就，他的仕途生涯辗转多地，政声卓著，爱民、清廉、勤政、善政是他的标签。

曾巩（1019年—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是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他出身于儒学世家，少聪慧能文，名显于当世，但在科举上并不顺遂。直到39岁时，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高中登进士，这年的会试主考官是欧阳修。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给世人的首要印象是突出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在文学光环之下，曾巩也是一名能干的廉吏。他的仕途生涯遍及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安徽、河北等地，在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上均取得卓著成效，政声远播。

越州减赋：熙宁二年(1069年)，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通判，当时越州已形成旧习，即从酒场征收赋税上交官府。曾有一段时间，酒场征收的钱不够官府开支，州上便将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起初确定了以七年为期到期停止摊派，可期限已到，官府却“责赋如初”，丝毫没有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福州治寺：熙宁十年（1077年），曾巩任职福州。北宋初年崇尚佛道，僧徒从宋初的六万多人增到真宗时的四十万，福州就有僧徒近万人，这样一个庞大的不劳而获群体必然加重人民负担。曾巩到福州后，果断地废除二座佛寺，并且禁止妇女去寺舍。由于佛寺有田庄，办佛事收入很丰厚，僧人都争着当寺主，为此甚至私下向曾巩“进贡”以图买通关节，曾巩把送来的钱财都一一退回去，他令各寺自己推举寺主，并将推选出来的僧人按次序登记造册报到州府，然后依次充任。在福州任上，曾巩还提出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卖不掉菜，收入大减。曾巩立刻取消朝廷还拨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保障了菜农的利益。

洪州抗疫：在任福州知州前，为就近照顾年近九十的老母，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调任洪州（南昌）知州并获批，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并呈蔓延之势。曾巩迅速命令各县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并腾出州府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染病的士兵以及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给他们治病，还提供饮食和衣被，使之不至于受灾又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曾巩这一整套具有示范效应的救灾方法，起到既救急又济贫的效果。

明州倡廉：清代的徐兆昺在《四明谈助》中称曾巩“其为政务省民疾苦，尝曰‘为人害者不去则居人不宁’”，反映了曾巩善恶分明、刚正务实的品质。曾巩在明州（宁波）任职总共只有4个多月，却做了几件颇有影响力的事情。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明州城墙的修缮；二是组织百姓对广德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兴修和整治水利。另一件事情则体现出曾巩的清廉本色。北宋时期的明州，已是重要的外贸城市，主要贸易国家为日本和高丽。高丽使者和商人来明州时经常会向知州、通判等地方长官赠送一些价格昂贵的人参等土特产，当时朝廷规定，地方长官是可以接受外国使者和商人赠送的礼物的。曾巩到明州得知这一习俗后，专门对明州官员前几年的受礼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高丽使者或商人每次来明州时都要送给地方官员价值在100贯以上的物品，而且有逐年增多的趋势。对此，曾巩认为州官私自收取外国使节和商人赠送的贵重物品，是不廉洁的行为，应当坚决予以制止。于是，他向朝廷上奏了《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请求皇帝修改有关受礼规定，对高丽使者或商人赠送给地方长官的礼物，一律诏旨退还。并申述了自己的本意是为了皇帝“以德怀远人”，而并非博取廉洁之名。可这个上疏没得到朝廷的重视。

王子曰：苏轼称：“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从曾巩历任各地的作为来看，他是无愧于这个评价的。值得一提的是，曾巩曾留连滁州二十天，拜访赏识他的欧阳修欧公，并留下了《醒心亭记》等诗文，这是对滁州历史文化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