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清白居官志不贪，故教留犊在淮南”，此诗句出自元代监察御史王恽《题时苗留犊》一诗，说的是发生在古城安徽寿县的廉洁典故，而早在唐代司仓参军李瀚所作《蒙求》这本儿童识字课本里也特别称赞了“时苗留犊”的廉洁典故。千百年来，时苗异于常人之举在中华大地流传，成为品行高洁典范案例。“时苗留犊”一直作为为官清廉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苗(150-220年)，字德胄，东汉末年河北钜鹿(今河北邢台平乡)人。据《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他少清白，为人疾恶。建安中，入丞相府，被曹操任为寿春令。他为政令行风靡，不事权贵，与当时名士常林、吉茂和沐并四人以清介闻名。

据传，时苗赴寿春为官到任时乘薄軬车（軬音fàn。軬车为古代扎有篷子的车），黄牸（牸音zì，雌性牲畜）牛，布被囊。居官岁余，牛生一犊。离任时，留其犊，对主簿说：“令来时，本无此犊，犊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识父，自当随母。”当地民众父老“攀辕卧辙”，让其带牛犊走，时苗还是执意留犊而去，时苗因此而闻名天下。后来他曾任太官令，为令数年，不肃而治，官至典农中郎将，因不满曹操专权朝政，弃官归隐，直到70多岁时病故。

寿春的百姓为了纪念时苗为官清廉，把小牛饮水之池取名为“留犊池”，又在牛犊栖身地建起“留犊坊”。明成化年间年知州赵宗又在池北建祠祭祀时公，称时公祠或"留犊祠"，池、祠之间的街巷曰 "留犊祠巷"。时苗死后葬于太平乡小漳河之滨，由于留犊故事广为传颂且深入人心，当地群众称其墓冢为“牛令圪塔”。

无独有偶。史载，在东汉时期，韩韶在莱芜任官长时，离任也不携带其马在官署所产生的春驹。相传韩韶回归之日，小马驹见母马渐渐远离，悲鸣不已。至今山东莱芜仍然有“嘶马河”遗迹。

西晋时，羊篇出任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时，也曾携带一头母牛赴任，后来此牛在官舍中产下一头牛犊，羊篇迁官时，认为牛犊在官舍所生，于是，临走便留此牛犊于官舍中。羊篇为官自律严格，淡泊清廉，是西晋一代循吏。

《晋书·王逊传》曾记载“王逊，字邵伯，魏兴人也，仕郡察孝廉，为吏部令史，转殿中将军，累迁上洛太守，私牛马在郡生驹犊者秩满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产也。”也是类似的故事，不过其他三人都没有时苗留犊的故事流传得广泛。

历代文人墨客对时苗留犊一事多有诗作，如宋代大诗人苏轼过寿州时，曾到留犊池凭吊留诗，清代文人孔庆珪《太平乡》一诗中赞时苗“一载寿春令，弃官归隐居。留犊语父老，清廉近何如。佳墓巍然存，大木风萧疏。爱此太平乡，醇风还古初。”歌颂了时苗的高尚品德。就连封建帝王对这种行为也极力推崇，梁元帝萧绎在《后临荆州》诗中写道：“所冀方留犊，行当息饮羊。”后蜀孟昶在他那篇饬厉下属的《官箴》中也说：“驱鸡为理，留犊为规。”恰恰证明时苗留犊的行为利于民也利于公，是正确价值观的体现，所以能得到公认。

王子认为，在东汉末年及三国魏晋前后那样的时代，名士风流、名士风范，或许是当时士人追求的一种风尚，虽然处于乱世，但是士人能做到不乱于心，对自己操守的坚持并不因为是乱世而有所稍减，就像诸葛亮“自报家产”一样，他们在“名”与“利”的选择中更倾向于注重“名”，在 “得”与“失 ”的问题上，更不在乎“失”，这种做派虽然可能是追求名声之举，但客观上给社会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成为一种标杆，即便算是“赶时髦”之举，这样的“时髦”还是多一点好。